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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红军1935  

2015-03-23 10:03:46|  分类: 军事天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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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两大主力方面军在经过了千难万险会合之后,却面临着更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更加严重的政治纷争……

1935年秋红军高层政治纷争惊人内幕 - 福宁客 - 福宁客

 张国焘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从川南的会理出发了。这支于崇山峻岭和激流险滩中艰难辗转的队伍终于有了明确的前行目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接应中央红军。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尽管张国焘说西北联邦政府“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红四方面军开始为迎接中央红军大量地筹集物资,并号召每人都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准备一个礼物。张国焘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两河口附近。25日,在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这是这个偏僻的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景:房屋上挂上了红旗,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四周用松枝镶嵌起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气。

之前,中央红军获悉了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总兵力:“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但是,红四方面军近十万人马的兵力还是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所有的将领都感到了万分惊讶。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不足三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抚边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

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下起了大雨,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就这么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泥泞的小路上,三十多匹高头大马在大雨中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红军官兵用力地敲打着锣鼓,努力地喊着口号。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

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了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之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之后,他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说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张国焘来商量两军会合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人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当时在场的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26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从前的根据地,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的行动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这个地域显然不符合这个原则。关于战略方向,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主要是说给张国焘听的。两河口会议最后形成的决定是: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但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出自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北联邦政府,说这样一个“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可以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在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一些小事在两军会合的欣喜消失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再比如,四方面军官兵看见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战役计划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的胡宗南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终于开始向北移动了。

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中央慰问团在杂谷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在交谈中,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决定当军委委员,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中革军委。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北进的红军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进入芦花地区的特殊意义在于,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北进计划如果受挫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张闻天说可以将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毛泽东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作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有让他把军权抓到手。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张国焘别无选择,表示“基本赞同”。但是随后提出了“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于是,张闻天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继续北上松潘。尽管北上被不断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从21日至22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争论一个问题,即: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毛泽东的发言从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四方面军既没有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关于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四方面军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作为当时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存在的。1933年四川军阀结束了相互的混战,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当时的川军占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四川全年6700万财政收入中的6000万被用于军费开支。川陕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生存危机。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自川陕根据地建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16个月,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最后,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就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改变着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1935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中了。

红军分成了左右两路

松潘,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红军之所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就是想抢在胡宗南前占领松潘,以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然而,胡宗南的部队先于红军占领了松潘一线。国民党军二十七个团挡在了红军北上陕甘的路上,总兵力达三十万人之众。

8月初,红军到达一个叫沙窝的地方。由于内部矛盾再次激化,只有再次停止北上继续开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张闻天的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仍试图促使北上的红军西进川康,由此引发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张闻天出于对红军前途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他没想到这篇文章会招致陈昌浩发了脾气。陈昌浩说,希望红军一致北上没错,“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想“整”四方面军。毛泽东听说后告诉张闻天,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沙窝会议在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告诫全体红军:“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是完成创建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虽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但毛泽东坚持政治局不能人太多,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党的组织”。

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的中心意图是:红军继续北上,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流域形成发展趋势。由于张国焘的一再坚持,《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两路红军由两个方面军部队混编而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向阿坝方向开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上向班佑方向开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等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后方掩护,归右路军指挥。

张国焘离开了沙窝,毛泽东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与毛泽东告别的还有朱德。按照《夏洮战役计划》,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在与朱德分别的那一刻,毛泽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再相见竟然是一年以后了。

8月21日,右路军进入了松潘大草地。左路军先头部队北上占领了阿坝,但其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一带。24日,中央致电左路军,再次阐述北进战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在同一天致电张国焘,表示北进计划“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包座,位于松潘大草地的东北方向,卡在川北前出甘南的必经之路上。8月底,走出草地的右路红军不惜一切拿下了包座,打开了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了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全军迅速北进。

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

但是,左路红军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嘎曲河,黄河的一个小支流,位于松潘草地的西沿。从阿坝至松潘草地东面的班佑,走到嘎曲河边,左路红军已跋涉了一半的路程。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毛泽东说:张国焘说嘎曲河涨水不能渡,完全是一个借口。四方面军连嘉陵江都过来了,哪有一条小河过不来的道理?至于说缺粮,在他们出发的阿坝地区筹粮,要比我们出发的毛儿盖地区容易得多。我们进入草地时带的粮食绝不比他们多,右路军的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

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个人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国焘:“目前红军的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电报最后说:“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毛泽东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9月9日零时,张国焘给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七人回了电报,在分析了南下沿途人口多、筹粮便、敌人弱、红军回旋余地大等种种优势后,他告诉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接着,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过目。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晚上11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前往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的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位于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想到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许只有掉头南下了,四方面军的数万官兵将再次经受草地之苦,于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再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一封电报。是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到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9月10日凌晨刮起了大风。叶剑英带着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

凌晨四时,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9月11日早晨,徐向前在前敌指挥部听说叶剑英走了,军用地图也带走了,他一下子想起了昨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院子里问他的那些话,想起了毛泽东告辞后那渐渐远去的高大而消瘦的背影,徐向前这才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晚年,徐向前忆及此夜,依然痛心不已:“……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我的弱点所在吧。”从一方面军交流到四方面军出任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至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走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起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一点粮食,毛泽东和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了下去。第二天继续前进。沿着包座河向东北方向,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知道“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定无人可比。

两个月后,南下的红军在川西百丈关被国民党军重兵所阻,伤亡近万,张国焘只有重新北上。

1935年8月底以前,右路军全部走出草地,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地区。

而此时,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

红军此去甘南一路无险。

然而就在此时,聚集在草地北端的右路军却意外地停了下来。

麻烦依然来自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张国焘不愿向右路军靠拢,北出甘南。

包座大捷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又于9月1日致电张国焘,通报了敌情和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后称此电为致朱、张第三电)。

但张国焘沉湎在他的南下西进计划里,依然故我。

毛泽东找到徐向前、陈昌浩,希望他们给张国焘做点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提出建议:“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感到很好,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徐向前即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马匹,待命前去接应。

中央三番五次电催,徐向前、陈昌浩苦口婆心劝说,张国焘只得命董振堂率红五军为左路军前卫,向草地前进,终开向东迈出了极其艰难的一步。

但张国焘很快就变了卦。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前敌总指挥部的一个政治工作会议,译电员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见是给陈昌浩的,没有看电文内容,就随手递了过去。正在讲话的陈昌浩说了一声:“等一会儿再说。”把电报又推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匆匆看了一眼,就愣住了。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字眼儿。叶剑英立刻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以上厕所为名,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了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这份电报交给了毛泽东。当时彭德怀恰巧也在场。毛泽东看完电报,眉头不由皱了起来,匆匆在一个香烟盒上抄下了电文,然后把电报又交给了叶剑英。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毛泽东要他立即赶回去开会。并告诉他,要沉着冷静,谨慎从事,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份电报的事。

叶剑英回到指挥部的时候,陈昌浩的讲话还没有结束。会后,叶剑英装着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他。

陈昌浩得到了张国焘的密电,更加颐指气使起来,立刻找到毛泽东,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

毛泽东将计就计,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就要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重,都住在三军团部动不了,我和洛甫、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和周、王开个会吧。”

陈昌浩一点也没有怀疑,点点头说:“可以。”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

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的工作在秘密地进行着。

洛甫找到组织部长李维汉,告知他张国焘有电报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要他负责把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洛甫还再三叮嘱李维汉一定要对上述决定保守秘密。

李维汉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别通知了中央机关的凯丰、政府机关的林伯渠以及总政治部的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面只说外出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

9月10日凌晨,李维汉站在路口上指挥各机关行动。

毛泽东迈着很大的步子,走在黑压压队伍的后尾--这是杨勇的第十团。彭德怀走在他的旁边,陪着他。在这样的夜里,彭德怀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质朴与忠诚。

彭德怀在黑暗中问:“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在黑暗中答:“那就只好跟他们走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9月10日凌晨3时,红军大学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北上。由干部团组成的特科团得令后马上集合,出发前,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简单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的情况: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向甘肃、陕西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

“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学员们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接着整个红军大学也出发了。

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员的原军事顾问李德与特科团政委宋任穷并排走在黑夜里。这位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的日耳曼人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十分不满,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的中央。”

部队正匆匆地向北走着,几名传令兵策马而来,传达陈昌浩的命令:部队原地停下,不准继续前进!传令兵向红军大学宣布了陈昌浩的命令后,又跑到已经走到前面半山坡上的中央纵队跟前把陈昌浩的命令重复了一遍。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就在半山坡上停了下来。

见毛泽东停下了,红军大学特科团便自动围了过去。

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带着人从后面追了上来。他一直走到毛泽东跟前,问道:“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担任警卫任务的红十团的干部、战士自觉地站在了几位中央负责人周围。

高鼻大眼的李德注视着李特,手心里捏出了汗。

毛泽东站在高坡上,一只手习惯地插着腰,用平静的声音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兵力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他是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听说有人策动南下,火气大得很!”

李特眨着眼睛,没有说话。

毛泽东眯着眼睛,看了看远处,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张国焘同志转告我的意见,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惟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回来。”

最后一句话,毛泽东一连重复了三遍。

这是伟人的预言。

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被证实。南下碰壁的张国焘带着历尽磨难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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